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结了不少侠土。
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
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桑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一是“知人得士”。
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
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
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 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
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
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
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
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
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
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 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
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
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
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
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武侠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
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
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
任何人只要能进入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
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
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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