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有载：“（永嘉四年十月）京师饥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使入援京师。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既而卒无至者。征南将军山简遣督护王万将兵入援，军于涅阳，为王如所败。荆州刺史王澄自将，欲援京师，至沶口，闻简败，众散而还。朝议多欲迁都以避难，王衍以为不可，卖车牛以安众心。”
“太傅越既杀王延等，大失众望；又以胡寇益盛，内不自安，乃戎服入见，请讨石勒，且镇冀兗、豫。帝曰：‘今胡虏侵逼郊畿，人无固志，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对曰：‘臣出，幸而破贼，则国威可振，犹愈于坐待困穷也。’”
“十一月，甲戌，越帅甲士四万向许昌，留妃裴氏、世子毘及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师，防察宫省；以潘滔为河南尹，总留事。越表以行台自随，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
不过，在本书的这一时空，永嘉四年的大晋却是明显偏离了正史轨道，好生苟延残喘了一把，境况要比正史好上一截，其因正是华兴府去冬今春那场大规模的流人换粮。
得了大笔钱粮，洛阳京畿乃至中原一带便有了坚守城池的底气，更多了吃粮扛枪的军兵。非但司马越借着钱粮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中枢的地位，加强了麾下军力，还有镇南将军山简，豫州刺史逢嵩，以及与司马越不对付的青州都督苟晞、扬州都督周馥、幽州王浚，同样借此加强了兵力，毕竟匈奴人动辄就打到京师，大厦将倾，诸侯们不论是忠是奸，手下都得有兵才行嘛。
晋廷一方因钱粮大增而实力加强，同时，去了流人，匈奴与石勒却是缺了与之呼应的大量流贼叛军，单凭他们的六万大军，即便再是精锐，没有流贼叛军作为攻城炮灰，想要攻克内有余粮，外有援军的洛阳，不说能否得手，便是得手了，损失也非他们所能承受。
故而，匈奴汉国在刘聪篡位之后的第二次南征，也与第一次一样在年底无功而返，仅是南下肆掠一番，赚些便宜便告收场，而非正史般延续至次年，直至攻破洛阳擒获晋怀帝。必须说，纪某人昔年率血旗军浴血抗匈，险死还生，未能改变汗匈格局，反是通过海外的可劲种田，进而为换移民加以回补中原，倒是轻松撬歪了历史车轮...
当然，华兴府流人换粮所能惠及的仅是江河湖海所及之地，大晋西部的局势仍在败坏。且不说小打小闹逐步蚕食的西南巴氐，西北并州的刘琨尤在夹缝中苦苦煎熬。空有丹心却缺米下锅的他，先于晚清千年便祭起了以夷制夷的法宝，试图借援于拓跋鲜卑，与晋廷南北夹击匈奴，结果却如后世大清一样失败，反是肉包子打狗强了拓跋鲜卑，且为之恶了相邻的幽州王浚，这两项也为正史中他的覆灭埋下了因。
《资治通鉴》有载：“刘琨自将讨刘虎及白部，遣使卑辞厚礼说鲜卑拓跋猗卢以请兵。猗卢使其弟弗之子郁律帅骑二万助之，遂破刘虎、白部，屠其营。琨与猗卢结为兄弟，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时代郡属幽州，王浚不许，遣兵击猗卢，猗卢拒破之。浚由是与琨有隙。”
“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帅部落万馀家自云中入雁门，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雁门一带）之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由是猗卢益盛。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请出兵共讨刘聪、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冯嵩，恐为后患，不许。琨乃谢猗卢之兵，遣归国。”
比刘琨混得还次的，也是局势比正史还要败坏的，则当属西方关中的征西大将军，军事远逊权谋的南阳王司马模。盖因在中原混不下去的魏复残军，彻底脱离了正史中王弥的轨迹，在民不聊生的关中如鱼得水的肆掠了大半年，更在永嘉四年末，趁着匈奴南下京畿的天时，竟然一举袭破了长安，名义上成了半个关中之主，这也算是纪某人对大晋局势的又一重大“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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