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长安城内百姓们也是议论纷纷,他们想要逃出城去,他们知道以长安现在的兵力想要攻下容易,也并不是那么小看,为何呢?因为宋朝自打契丹皇帝耶律隆续登基一年来从来都是胜少负多,耶律隆绪的骑兵天下无双,马鞍铁甲这些套在马的身上,而且他们步兵也是举世无双。宋朝根本不敢给他们硬碰硬,其实宋朝还有喷火弹只是他们不好用,因为皇帝说过如无必要是不可能用的,所以他们拿出喷火弹只是制造一种兵临城下感觉。
此刻的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辽国可怕,但是听到了辽国的突然到来,也意识到这是可怕。从来灵战争必然会有人因为战争而灭亡,战争带来的是毁灭,这是普天下老百姓都是预料到的。何为战争,先秦时期,虽然对战争的起因、战争性质的探讨,还相当肤浅,甚至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毕竟已涉及到战争的根本问题。认为战争的胜负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更是政治、人心的抗争。因此,战争的胜负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要因素。
(一)凡战必本于政胜
周易曰:“师贞,丈人,吉无咎。”(《周易·师第七》),言兴兵打仗合乎正义,又有德高威重的人临阵指挥,即使物质力量不足,也能最终取胜,而没有祸咎。为什么呢?因为“师直为壮,曲为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正义之师,理直气壮,斗志昂扬。反之,则理亏气衰,斗志消沉,这是正义战争之所以有力量、最终战胜敌人内在的根本原因。《商君书》直言,“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第十》),《淮南子·兵略训》也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强调指导战争的原则,必须以政治为基础和前提,政治上的优胜是最重要的优胜,是战胜敌人最根本的条件。政治统治能控御民众,臣下拥护君主,那么军事力量就强。民众抵制政治统治,臣下反对君主,军事力量就弱小。政兴则战胜,政衰则亡国,是普遍的历史规律。因为政兴可以上下同欲,兵民一致,同仇敌忾,共同对敌;政衰则如一盘散沙,人心涣散,士气低落,不仅不能一致对敌,甚至可能导致内乱和倒戈。因此“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商君书》则更进一步地断言:“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第十》)。因此要讲究“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同上)。
司马迁举例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太史公自序》)。没有军队国家就不会强大,不施仁政国家就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就是因为具有了这两个条件而国家兴旺,而夏桀、商纣王、秦二世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在政治上丧失人心。无兵不强,兵是力量的象征。但仅有兵还不够,国家昌盛还需要德政,德政是兵强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百战奇法·生战》指出:“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禁塞》)。理由是“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三略·下略》)。正义战争一方对付非正义战争一方而言,就如同用决开的江河之水去淹灭微弱的火把,在深渊的岸边推落一个摇摇欲坠的人,其力量是强大的,胜利是必然的。
战争的本质之所以是“政胜”而不是“兵胜”、“武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卷四·公孙丑车句下》)。
因此,治政比治军更为重要。所以提出“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筹海图编》)。当然,“政胜”并不排斥“兵胜”,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辨证统一的,并不矛盾。“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吕氏春秋·卷十五·审大览·不广》)。
(二)师克在和不在众
古人非常强调“和众”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制胜的重要因素,指出“师克在和不在众。”(《左传·桓公十一年》),强调“凡胜,三军一人胜”(《司马法·严位第四》)。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和众”,作为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上下不和、左右不能协调,虽有规模之众,也难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而凡是夺取胜利的战争,三军必须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互支援,密切协同,否则“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第二》)。
打仗,需要天时、地理、人和,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都是制胜的重要因素,但“人和”是最重要的条件。“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孙膑兵法·月战》)。强调在诸多制胜因素中,没有什么比人更为重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卷四·公孙丑章句下》)。和则胜,不和则去,可见,“人和”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人和不是空想而是有条件的,“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贱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只有“得道之兵”,才能“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才能“三军一人胜”。
所以,军队规模不一定庞大,兵不是越多越强,即“师不必重也,而效命者克”(《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兵以多为累而至于弱”,“兵以少而后强”(《水心别集·卷10·12》),“兵贵精不贵多”,“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金史·卷109·陈规传》)。军队当然应该有一定规模和数量,但质量更为重要。而强调质量,又主要是人的素质。如果军队贪生怕死不能效命、纪律松弛不能有效约束、武艺不精不会作战、装备落后不能打仗,多亦无益。
历史对于战争很大,如今辽军长驱直入,接连攻克城池,长安现在周边的土地被辽军围困,一场很大危机将要在战争中慢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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