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符元年（874），唐僖宗新登大宝。年底，长垣（今河南高官垣县）民变，变民首领叫王仙芝。这场民变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与汉末的“黄巾起义”一样，它将唐王朝带进了坟墓。
这次民变持续十年之久，波及帝国半壁江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着名的农民起义之一。
而纵观起义终始，其领导人的智慧也未见得多么高深，他们的“成功”更多是来自敌人的衬托。他们被时代选中，被时势造就。
与其他民变、起义的群众基础相类似，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此起彼伏，这是客观原因，不得不承认；
地方官员为了粉饰政绩，瞒报灾情，还增加税收，编造盛世繁荣景象，作为自己升官的政绩，而把农民逼上绝路；
从“银刀卒”到“庞勋之乱”，其残余势力始终没有被彻底清剿，他们一直扮演着群盗流寇的角色，在这一带活动；
在王仙芝起事之前，徐州一带就已经有成群结队的盗匪掠夺民间财产，而州县无力制服；
以上是民变能够快速壮大的主要社会因素。占了“人和”。
本次民变爆发地点和早期的活动范围，是长垣、濮州、曹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交界的地区，在当时也是天平军、感化军（原武宁军）、宣武军、义成军、魏博军等辖区边境交界处，“三不管”地带，这是起义军迅速壮大的地理因素。占了“地利”。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天时”：南诏二次入侵西川。
这一个原因乍一看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一个在今天的四川，一个在今天的山东，跨着大半个中国。
这就对了，恰恰是因为距离远。
南诏二次入侵西川，逼近成都，朝廷把“南诏克星”高骈紧急调往西川。高骈，时任天平军节度使，天平军总部在郓州，今天的山东省东平县。
天平军的精兵勇将奉诏随高骈入川。天平军辖境出现了武装力量的真空，成为民变在初期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历史总是那么诙谐顽皮，这次民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还真不是什么“官逼民反”，相反，是一次合法的、正义的执法行动——缉私。
自春秋时齐国的管仲进行改革，推行“官山海”以来，历代王朝都对盐铁等重要战略物资进行国家垄断经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均有类似“盐铁专营”的机构和官员，来保证官府对盐铁贸易的绝对垄断。
唐朝也不例外，特别是晚唐时期，盐铁专卖的利润几乎支撑起全国一半的财政收入，成为大唐帝国的命根子。
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锻造，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玩儿得转的。而盐就不同了，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和设备上的门槛，甚至没有资金的要求，舀一瓢海水，晒干了，就能卖钱。
门槛低、操作简单，而其中的暴利，又实在令人眼馋。当时朝廷的盐利在900%左右，一块钱成本，卖十块钱，还不存在竞争对手。
“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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