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邓绥太后的眼光之长远,在当时而言也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设立刘隆为太子,继而拥其为帝,让人不得不叹服。此外,她还为了防备刘隆也夭折,便在刘隆登基之后,全力去搜寻一个既可以承继大业,又能够被自己控制的人。这个人,不可能是刘胜,因为其在第一次太子位的选拔中就以失败告终,同时就与邓太后心生嫌隙。考虑到如果他继位,太后大位不保不说,邓绥还可能面临杀身灭族之祸。而其他皇子要么不亲,要么多病,也不在邓太后的候选之列。当此之时,当初的废太子刘庆,也在京师洛阳不断差人活动,他看准了邓太后所具备的实力,每次门下之人来到京师,都会求见邓绥。同时加紧与邓氏族人的联系。刚开始,邓太后还对他心怀芥蒂,不与他走的近。后来邓太后眼见自己无子,而刘庆诚心不减,对自己也甚为恭敬,于是一次刘庆来到洛阳,邓绥趁机试探他,是否愿意将自己的儿子刘祜带到京城玩乐。刘庆见状,忙向太后说,自己的这个儿子不是很聪明,但却很老实,如果能够拜邓绥为母亲,便是刘祜的三生之幸。
刘庆知道,自己的有生之年,要想实现帝王之梦已是绝无可能。前面的刘肇聪明绝顶,是个明君。本以为刘肇一死,自己便有了机会,但是奈何这邓绥皇太后也不是易与之辈。眼下邓太后既然有亲近之意,自己这儿子说不定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君王之志”。所以刘庆便将自己十多岁的儿子送到邓绥的身边。当然,刘庆也知道,要实现自己这个儿子真正地执掌大权,还需要与邓绥好好地较量一番。然而当前刘庆却万万不能与邓绥交恶,否则自己身单势孤,如何得以在这乱世之中保全自己?
刘祜此去,是福是祸、是对是错,只能看天意了。
事也凑巧,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八月,在邓太后发号施令之际,仅做了八个月皇帝的刘隆,还不知道什么是皇帝,便悄然离世。因夭折而亡,故谥“孝殇皇帝”,葬于康陵。邓太后见此,没有半点心慌,在处理好善后事宜的同时,也在准备扶持新的皇帝即位。自刘祜入宫以来,对邓绥殊为恭敬和亲近,自己也对这个孩子生出一丝婶侄之间的情分。于是,邓太后当机立断,立自己的这位侄子为帝。而在此之前,邓绥已经与她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骘密谋过,邓骘也同意了自己的想法。于是,邓绥亦决定,便着邓骘去与太傅张禹、司徒徐防等大臣们商议,征得他们的同意。此时刘祜为了避嫌,已然到了宫外居住,于是邓绥命人连夜持太后节召刘祜入宫。年仅十三岁的刘祜就这样被拥立为皇帝,是为东汉安帝。次年改年号为永初。
汉朝依然处于邓氏外戚专权的时代。
经过皇太后邓绥与群臣百官和自己兄弟的商议之后,刘祜正式登基。刘祜此时虽然已经十三岁,却很难像其叔父刘肇一样,在十四岁之时,就能灭掉窦氏一门,将这个江山的军政大权实实在在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方面,邓绥并不像窦氏一样,穷兵黩武、不可一世,惹得天怒人怨,朝中大臣多数想废除窦氏兄妹的统治,恢复大汉刘氏的江山。
邓绥被尊为太后之后,对自己的族人设置了诸多限制。到刘祜即位的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邓绥为限制自己族人,让他们遵纪守法,专门向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等人下诏,纠察邓氏家族的不法行为。当时,司隶校尉专门负责京师洛阳周边的治安,尤其是负责纠察京师近郡犯法者;河南尹的官衙在洛阳,主要负责东汉京都内的大小事宜;南阳郡乃是光武帝刘秀的起家之地,同时是皇太后邓绥的家乡,此地世家豪族林立,殊为难治。太后此举,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太后是要限制豪强的势力,特别是约束自己邓氏族人。其间有一次,邓绥兄弟邓骘的儿子因为触犯了法律,就在其父邓骘的监督下自首,受了髡刑。
邓绥之所以严于律己,并且对自己的族人也在德行上严加限制。是因为她早熟读史书,深谙一个外戚大族的兴衰败亡之理。
历史上窦氏一族,就是纵容自己家人嚣张跋扈,无法无天,才导致了举家之祸。
据载,邓氏一门几乎是整个东汉最为贵宠的外戚,“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邓氏一族能够如此兴盛,与其恰当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常言道:“欲要取胜于人,先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邓绥倚重外戚,但却执政明达,无疑让其他想扳倒她的人望而却步。而反观刘祜之才,实难与其叔父刘肇相提并论。何谈能够将大权从外戚手中夺回呢?加上一向颇具雄心的亲生父亲又辞他而去,自己外部的支持力量也就更少了。
此消彼长之下,刘祜欲要亲政,实在是堪比登天的难事。
与其说这是刘祜的悲哀,不如说是整个东汉自刘炟之后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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