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一幕演完，局面已不堪收拾了，中国的国旗在第三国租界，在第九中国军人营上空自由飘荡，旗下倒卧着两具中国军人的尸体，这事实已使任何笨拙或巧妙的解释都徒劳无益了。更何况，林启明倒下时，升起的国旗不但被罗斯托上尉和他的士兵、巡捕看到了，也被营区四周建筑物上的中国民众看到了。中国民众又象四月九号那天庆祝台儿庄大捷一样，站在阳台上，门窗前，树叉上，向营区欢呼、呐喊。
费星沅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从他走到往昔属于林启明的队列前的位置开始，命运便把他推到了以国家和民族名义设下的祭坛上。他明白被推上祭坛将意味着什么，却又不得不在这祭坛上进行无望的努力。
费星沅很清楚，他必然要做第二个林启明的。他接替林启明，带领弟兄们继续担起对国家、对民族沉重的责任，就意味着迟早要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血淋淋的例子就在面前，他可能象林启明那样，死在自己弟兄手里，也可能死在西洋鬼子或东洋鬼子手里。他不甘心，可却没有退路，林启明倒下，他的退路便消失了。
现在他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1776团三营的最高军事长官，军人的良知和荣誉感要求他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立即到位，面对任何复杂而险恶的局面。
不幸之中的大幸是，牛康年举锨行凶和众人打死牛康年时，营门口的警卫没发现。早晨的防卫总是最松懈的，警卫可能怕太阳，躲到岗楼里去了，也可能对早晨他们出操的景象看惯了，没加以特别的注意。这样，他才得以在林启明一息尚存时，把国旗升起来，在镇定之中完成就位以后的第一个壮举，并给自己尊敬的营长以最后的藉慰。
现在，旗已升起来了，他就得遵循和林启明商量过的计划，带领弟兄们保证这面国旗在今天——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的“八一三”飘扬一天。这一天过后，不论是进捕房还是被引渡给日本人，他都听天由命了。故尔，当罗斯托上尉命令他交出杀死林启明和牛康年的凶手，并要他立即降下国旗时，他一口回绝了，象往日林启明和罗斯托上尉办交涉一样，冷峻而平静地说：
“上尉，这是营区中国军人内部的事务，你无权干涉。士兵牛康年持械行凶，袭击我营营长林启明，并将其打死应该得到同等的惩罚。在我营赴沪参战一周年之际，升起我国国旗，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正当权力。我们升旗的地方在本营区内，并未触犯任何第三国利益！”
罗斯托哇里哇啦叫着，反复重申：凶手必须交出，国旗必须降下，租界当局决不允许在其治下的中国军人营出现这种凶残、混乱、无法无天的局面，并声称，如不立即服从，他将行使营主任职权，动用武力。
这意味着流血。
看架势，罗斯托上尉是决心让弟兄们流血了。上尉带着他的士兵、巡捕站在距弟兄们不到十米开外的操场边上，手中的长短武器正对着他和旗下的弟兄们。
他有些紧张。他不敢设想罗斯托上尉下令开枪后，飘扬着国旗的操场上将出现怎样一种悲惨景象，手无寸铁的弟兄们将怎样在四溢的鲜血中挣扎。
天很热，紧张对峙的片刻，他脸上、额上已满是汗水，沉重的责任和悬于眉睫的危险，压迫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在几近窒息的气氛中不由地换了个思路。
值得为一面国旗让弟兄们这么拚命么？他愿为这面国旗献身，弟兄们也愿为这面国旗献身么？如果他服从了罗斯托上尉的命令，降下国旗，一切实际上是很好解决的。林启明是被牛康年打死的，而牛康年无故杀害自己的长官应该偿命，虽说这不合西人的法律，但参与打牛康年的人很多，真正的责任者是找不出来的。他在现场都不能确定谁在牛康年身上进行了致命的打击，罗斯托们就更无法确定了。他恍惚记得当时不知是小豁子还是白科群最后在牛康年头上砸了一锨，可砸那一锨时，牛康年已趴在地上不能动了，十有八九已经死了。
关键的问题不是两个死者，而是旗，那面依然在飘扬的国旗。旗升了起来，一个精神的象征就算完成了，他也许没有必要再让弟兄们为那面无生命的布牺牲宝贵的生命。
几乎想下令降旗了，罗斯托上尉手中的枪偏对空鸣响了，“叭叭叭”连续三声清脆的射击，把一个威势夺人的警告推到了他和弟兄们面前。
真没想到，警告的枪声非但没起作用，反倒激怒了身后的弟兄们和营区外的中国民众。弟兄们在枪声爆响之后，没要任何人招呼，便“呼啦”一下子，聚到了他身边，紧紧护住了他，也护住了悬挂着国旗的旗杆。营区外公寓楼门窗前、阳台上、房顶上、树叉上的男男女女们，更齐声反复呐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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