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内现在的科研领域同样是这种线性模式，企业研究机构更重视应用研究，高校和科研院所更重视基础研究，二者彼此割裂，无法形成合力。
斯托克斯把这种线性模型转变成了一种平面象限模型，将科学和技术置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由此形成了三个象限。”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尤其郭慧光这个郭孔晖的小迷妹，眼睛里又开始冒小星星了。
郭孔晖往桌上倒了点茶水，然后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画了一个“田”字格。
“左上角的象限是一个纯基础研究占主导的领域，叫做玻尔象限，不考虑研究的实际用途情况，只受认知层面需求的引导，比如弦理论。
美国二战后把纯基础研究视为技术创新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让基础研究处于相对稳定的前置地位，对基础科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美国由此得到了丰硕的回报，仅1956 年至1987 年间，就有13 位企业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注意，是企业科学家。
远景研究中心的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的一些研究方向，也属于玻尔象限。
所以，慧光，远景研究中心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注重眼前利益。”
郭慧光偷偷瞄了傅松一眼，正好跟他四目相对，赶紧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右下角的象限是另一个极端，由用于应用目的的研究占主导，应用研究不关注对自然的基本理解和系统刚认识，只是从利润角度考量并解决眼下的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爱迪生对于电力照明的研究，所以这个象限就以爱迪生命名。
玻尔象限和爱迪生象限可以部分地放入线性模型中，但它们之间也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右上角的现象。
在这个象限里的研究活动，在寻求拓展认识的边界的同时，也受到实用目的的影响，结合巴斯德的事迹，所以这个象限也叫巴斯德象限。
这个象限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科学和技术，理论与应用之间循环往复互动，从而形成了良性的正反馈。”
傅松看着桌上的那副狗画图，摸着下巴若有所思道：“郭教授，听你的意思是，巴斯德这种模式最好喽？”
郭孔晖不置可否道：“二战后美国的科学研究主要在玻尔象限中打转，不过正当美国人为此沾沾自喜时，他们突然发现松下、索尼、丰田等日苯企业逐渐抢占了全球的家电、电子与汽车市场。
原因在于，当企业实验室以学术界模式运作时，就难以顾及基础研究相关的开发和生产制造工作，科研成果无法迅速转化成技术创新产品，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失去竞争优势。
而亚洲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虽然更薄弱，但其研发效率更高，尤其擅长于利用既有的，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基础研究成果，将其转化为先进技术并开发出优质产品。”
傅松本来对远景研究中心的科研模式沾沾自喜，按照他的设计，远景研究中心把基础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排在了后面。
在他的固有观念里，中国的科研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过于急功近利。
普通人觉得基础科学看起来离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
而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只是为了发（养）表（家）论（糊）文（口）而研究，只要能发出论文来完成了考核，评上了职称，过程如何根本不重要。
于是，中国科研界的拿来主义盛行。
国外有什么新概念、新方法，拿来改头换面一下，就可以水一篇论文。
比如那个四十岁还单身的正经女人、号称学术女神的颜宁，发了无数高水平论文，但实际上她的解结构在方法原理上没有创新，使用的电镜技术也不是她发明的，在科研思想上更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她的科研模式就是找了一个新对象A，用花费巨额外汇买来的电镜，首次解了它的结构，把结果发到CNS。
下次再找个新对象B，解结构，发论文，循环往复，只要有新对象，率先解出结构，就能发文章。
这种重复性科研有什么用？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嘛！
这种人还特么的想当院士？滚犊子去！
当然，科研的功利性不能由研究人员来背黑锅，当整个社会都呈现功利性的时候，要求科研不功利就是耍流氓。
从研发补贴的分配、研究机构的管理、到企业的研发，到处都充斥着金钱有关的考核指标。
如果你准备憋个大招，放个大卫星，不好意思，等待你的也许是研发经费短缺、非升即走、35岁优化、末位淘汰，以及长期处于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质量。
即便你都这么惨了，还会有人偷偷把你的成果改个作者后上报给管理者。
其实，研发目标考虑收益是正常的，毕竟生物都有趋利性，但国内科研短视化严重，且恶性竞争、无道德竞争普遍存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风气下，自然都倾向于从事难度低、收益快、收益高的方向。
正因为知道这些问题，傅松才想在远景研究中心建立一套自认为更为合理的科研管理体系。
但听了郭孔晖的话后，傅松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是道和术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道，是大树的根，而应用研究是术，是大树的树干。
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应用研究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但如果没有应用研究带来的利润反哺，基础研究就无法永远长成参天大树，甚至胎死腹中。
“冷战结束后的这两年，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贝尔实验室副总裁、诺贝尔奖获得者彭齐亚斯，早在冷战结束前的1990年，就宣告要终结贝尔公司实验室‘玻尔象限式研究趋势’。
他一方面大幅削减基础科学领域的基金，削减率为8%；另一方面撤除所有科研实验室，将大部分研究资源转向软件领域。
贝尔实验室正是靠着物理学研究而闻名遐迩，取得过成千上万的专利权、先后共走出了11名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大师。
在此之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可以高枕无忧、像校园内的科学家那样悠闲自得，只需要关心发表科学论文，现在却必须像普通职员一样，为企业的生计操心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量啊！”傅松心有戚戚焉，他虽然有钱，但这两年投入到科研上的资金同样让他心惊肉跳，而且这么多钱投进去后，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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