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导演，我也是有工作的，对吧？我不是家庭主妇，我和马文一样拥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场生活，我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职场女性，对吧？”
渐渐地，黎文贞也跟上思路，随即就意识到一个关键：
马文并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陶丽也同样拥有收入。
“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是平等的，但显然，我的收入没有马文那么高，尽管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尽管我的工作能力也非常出色，但我总是无法成为管理层，所以我的收入就始终比不上马文。”
“但我也知道，马文做得很好，我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得最好。”
“所以，我努力维护马文的体面，在朋友面前、在亲戚面前，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并且不断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我需要包容也需要隐忍，我需要维护属于我们的安定。”
“但显然，在马文的心目中，我们都是可以抛弃的，我是，孩子们也是，我们都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牺牲品，我们在那些英雄故事里都是没有性格没有棱角甚至没有选择权利的炮灰。”
“我想着，也许至少我能够听到马文的一声抱歉，那么我还是愿意继续维护我们家庭的完整，但没有想到马文否认了所有事实。”
噼里啪啦，行云流水，黎文贞也有些停不下来。
从这里就能够看得出来，不管如何，马文的思考落脚点始终是自己，而陶丽的思考落脚点始终是家庭，这也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之一。
话语说出口之后，黎文贞很快就意识到，其实电影根本就不需要探讨“性别在社会结构里扮演的角色”，因为导演已经不动声色地将性别、经济、权力等等标签融入角色里，然后借助一场雪崩对婚姻关系对情侣关系的冲击，进而引发观众的思考。
也就是说，电影不需要如同说教一般反反复复强调性别，自然而然就能够在观众的脑海里埋下一枚思考的种子。
高！实在是高！
难怪曾远文刚刚询问陆潜那个问题的时候，陆潜没有给予回答，因为正确答案是，电影的确在讨论这件事，但电影真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陆潜不会在电影里直接露骨地讨论，而是将讨论空间留给观众。
想到这里，黎文贞就抬起头看向陆潜，提出了一个疑问，“导演，所以陶丽才会两次在朋友面前扮演受害者吗？”
“但我的问题就在于，我本来就是受害者了，为什么还要表演？”
“游客”剧本最巧妙也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马文和陶丽夫妻的事情，因为性别以及社会地位的错位而失去了内部解决的机会，于是就展示在充当公众的朋友面前，第一次只是让马文有些尴尬，但第二次却让倾听整个事故的情侣也发生争吵——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怎么做？
更进一步地，再将相同的问题抛给观众，正在欣赏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又会如何选择？是否有人敢于说真话，还是有人会像马文一样嘴巴上不断强调自己肯定不会却心怀鬼胎地不确定自己的真实想法？
“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面具”，就会出现在每一位观众的脸颊上。
通过这样的方式，陆潜将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关于婚姻、关于性别、关于道貌岸然、关于本能反应等等等等。
自然而然地，马文和陶丽在朋友面前的“表演”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他们的表演很大程度上就在影射观众的反应——
观众们是否会“表演”给自己的伴侣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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